《从未谋面的忘年交》系列

——刘兴国与齐廷植因撰写西藏平叛回忆录的书信往来

刘兴国

1983年12月6日刘兴国给齐廷植的去信正文：

来信12月2日收阅。首先对您多方面诚挚的关心表示我衷心的感谢！我妻调藏的事，我现已同拉萨市劳动人事局挂上钩了。他上北京开会回来10天左右了，说中央叫从内地往西藏调人的工作先停一停，什么时候“解冻”不知道。我的运气真够坏的了，八0年动了调她来藏的心，中央下了三个31号文件，说“西藏要由西藏人民自己干”，这次又碰上“先停一停”。我现在不敢太乐观，明年上半年若能办妥，我就谢天谢地更谢人了。也许到头来是“‘调’财两空”。

我们部队组织是支持我将妻调藏的，但这种支持太微不足道了，只是出具一纸“同意调藏”的证明，不帮其他任何忙，全靠自己“活动”。

前几天收到妻的来信，又报告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，涛儿得了急性肝炎，不仅用钱，还忙得、吓得她够呛。本来这些会引起您焦忧的事不该都告诉您的，可我一次又一次这样做了。这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向推心置腹的纵深发展。

不知您听到有关我老家京山的广播是怎么讲的，据我小妹来信讲，家乡今年是特大涝灾，只是还没倒房子和死人，棉花季节推迟，收成极为不佳。

我现又同《西藏群众文艺》的编辑联系，他答应在明年第一期（季刊）上登您一篇。当然，这要修改的具有文学性，符合他的要求才会登。我根据您回忆录的内容和编辑的意见，将第四章“战士的能量多大”、第五章“苦难深重的同胞”、第六章“擒匪首孤胆穷追”、第八章“中华民族心一条”这四章连串起来，作了较大修改和删节，将小标题用一、二、三、四取而代之，暂时取名为《艰苦奋战在高原》，计7500字的样子。我还很不满意，打算最近再抓紧改一改，誊抄一遍后，拿去编辑再提提意见。编辑的意见是，要写平叛的战斗场面和情节，可我从来没有参过战，想像力也不行，就无法在您原稿的基础上；加以“像那么回事”的充实，您若有新的补充描写，可写来我参考，力求改得更好一些，争取明年在第三辑《西藏革命回忆录》和第一期《西藏群众文艺》上同时问世，以了结我们的共同心愿。另有几个需要了解和核准的问题，另纸单记，望来信分类告之。

寄来去年6月至10月间，我妻儿来藏时自己照、洗的三张小照及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一张，都不太好，聊作留念吧。

您再来信可不用挂号，一般是可以收到的。我时间安排的较紧，就不多谈了。

望您多保重！祝全家好！

另纸所问内容：

“苦难深重的同胞”所写的故事，发生在什么地区？是昌都，还是那曲？当时是几月份？请将那里的地理环境、自然风貌略作介绍。那场洪水将敌人阻隔在南山的战斗，指导员参加没有？

匪徒们是不是用木板从外面将窗户钉死了的？

赴藏参加平叛作战的是内蒙古军分区一共只挑选了10人，还是您所在的巴彦淖尔军分区只挑选了10名干部？挑选战士没有？

那两位出院归队的二连战士也是骑了马的吧？他们现在是否还活着？他们的姓名您是否知道和记得？

那次通过险区是半夜时分还是白天（区政府王同志遭敌伏击的地方）这一部分的时间概念我不太弄得清。“这是一个要下五十多个台阶后，过二十多米宽的溪流，......”处不深且又平坦的溪流？还是水深湍急的激流？后面又说一战士为照顾您险些淹死，我想此处用“溪流”似乎不妥。

“擒匪首孤胆穷追”一章里的“巴匪是此地一个大匪首”——此地是某个具体的县境或区境内？“大”到有多少匪徒？

人们都是习惯称蒙古族为蒙族吗？若写蒙族不会让人产生错觉吧？

1983年12月21日齐廷植给刘兴国的来信正文：

你12月6日零点写的信，看了着实叫人焦急，我不能不快快给你写这封草信，以利协助你解除忧郁的心情来冷静下来想办法。我想，涛儿的病必须抓紧治，以免变成慢性的。虽然慢性的也完全可以医好，然而，那就啰嗦多了。可能我这信甚至你的信都是马后炮。但相信涛儿妈懂得急性好治，会抓紧时机的。万一转成慢性，也要一鼓作气给孩子治好。不知你83年、84年休假怎么安排？如能去江西看看他们，然后再接来部队治疗，是否好些。自然，如果他们打算来，那也好。总之，涛儿的病一定要治。还应解决他妈“忙”、“吓”的问题。因为现在总不是战争时期，爸爸和丈夫的责任是应该和可以尽尽的。

你和爱人及孩子的照片，符合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全家都看了，很乐！是个幸福的家庭。两代人一个印象，英俊、善良。

京山的消息我是听中央台广播的。可能那是无灾区的情况，以其安定人心。为使你集中精力思考、奔波，涛儿妈的调动事（我想可否找后勤部门，到军队厂、场，或幼托单位、仓库、服务社等处。这样就可以不经西藏政府而由江西调入西藏军区——过去有过此做法）和孩子的病。我准备给京山二老和小妹写信安慰。请告二老或小妹名字、通信地址。这你不要客气。我爱人张晓英——28年教龄的老师，看信后也是声声同情，并很赞赏你提的问题。的确，“门外汉”不懂的细节是艺术生命中的活细胞，是作品情节链条中的有机环节。细节不仅从属于艺术整体，而且包含着艺术整体。对“准确”的表达有时也就不很在意。这些是我上函授才弄懂了的。你公务、家事忙的不可开交，又修改成《艰苦奋斗在高原》真叫人感动，我很是高兴的。我目前只能写写信、看看报，所以拿不出新东西。把回忆录第三稿的一节《学习红军精神》找出，作为你期望的补充参考。顺告，此稿我本已在原部审阅定稿（上面铅笔字迹，是分区白政委笔迹）回大同又加工中病倒，忍痛去了一万字。另外，我原来是本着三真原则写的，加以自己描绘能力差，所以缺乏艺术性。你可以（应该）按照“群艺”要求进行渲染、夸张、虚构。这本是文学艺术允许的，也只有如此才符合、才能达到形象化、具体化。你说是吧？下面，我另纸回答你需要了解核准的问题。

请你多保重，一切好起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！

另纸所答内容：

“苦难深重的同胞”故事发生在昌都地区，时间6月底。地理环境、自然风貌：这里山高且多，沟多而深，河流纵横交错，山顶多如狼牙柱石，冬季积雪封山。眼下山脚草地繁盛，沼泽地和丛林片片相连，行动极为困难。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空气稀薄，气候变化无常，时晴时雨，时风雪时冰雹，一日气候相差很大，有时早晨冷的打颤，中午在帐篷里热的难耐，脱掉棉袄，棉裤被汗垢粘住腿。

我们去的地方叫白龙滩，宿营在南北走向，而在白龙滩东端之南端西拐的白龙山主峰的东坡下，有一条由西面而来在主峰下北转约百米宽的河。白日寺即在此西的北山沟里。它座西面东，背山临水，依山坡建筑，层层向上成阶梯形。以经堂为骨干，环绕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僧房，房子一般是二三层，内用木料、外为土石砌成，这里曾是叛乱武装集团有组织、有领导，政治上顽固的骨干分子聚居、指挥的一个中心。

寺院曾利用宗教特权和宗教外衣作幌子，裹胁群众叛乱。

群众受欺骗宣传中毒较深。所以中、青年有的从匪，有的被裹胁而去。

那场战斗指导员参加了。回忆录讲到，他是一个有军事知识，有作战经验的政治干部。当我带一个班先行后，他即派一排长德格杰（前写成“德格吉”，希改正。）带一个班沿南山脚西上，占领与白日寺所在的北山沟对面的南山沟口，防敌南逃和来援。德排长进到沟口登高观察，发现山沟里也有烟。用望远镜细看，有帐篷、有马群，一个带枪身着藏袍的匪徒在半山坡缩作一团。于是报告指导员，用迂回办法活捉这个“舌头”。原来匪徒们企图转移出此山被南面的一条大河发山水拦回。他们是黎明到此，没有人民军队几夜不睡，连续作战的精神。我们接敌运动时，他们已疲困的呼噜大睡，俘虏的哨兵说：“头人欺负老实人，连着两夜让我放哨没人换，不能那儿睡，来这睡。”

匪徒们是用板子从外面将窗户钉死，用砖石将门堵住了。

骑兵十四团是内蒙古军区所属部队。为平叛与十三团在58年8月开去青海。从此由兰州军区管辖的青海军区玉树指挥部领导。你看到青海军区的骑兵十四团，我可肯定是这么回事。当时内蒙古军区是二级军区，即比省大比北京军区小，由总参直接领导。那时，全国只有西藏叛乱战事，各军、兵种，大军区都相继派人去学习，我们是内蒙古辖区派的第一批10人。

那两位出院的战士是二连的一个班长、一个老兵，都骑着马（当时医院——实际叫昂久——即囊谦战地医疗队，由成都部队组建。驻地离团留守处一里。出院归队及我们都是从团留守处马群领到马匹）因为战场、战争环境互助之事，比比皆是，不以为然，虽当时问过其姓名，也许还记在某本上，以后就忘了。更没有通信，不知下落。这些一提，您就明了。

通过险区是白天。水是溪流。它在险峻的两断崖之间，水清声细，记忆犹新。当时给人一种地形险要而不那么危急的安慰感。但是，您改成激流更有感染力。后又写到一战士为照护我险些淹死。是过此险区后的一条河的事。

“擒匪首独胆穷追”，按59年行政区划，是在那曲聂荣境或与巴彦交界一带。补充说明一点：王金宝是运用对乘马叛武射击要领，先以打马为主而后打人，使人落马，失去逃跑可能，达到捕捉的。

是的。人们都习惯地称蒙古族为蒙族。

（注: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