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平反冤假错案成了中央的工作重点，全国上下都重视揭批查运动的开展。可这时居然还有一些人唱反调，不但拒绝检讨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工作表现，还阻拦平反冤假错案。

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淑兰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58年，16岁的高淑兰进入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，成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文革开始后，工人参政成为潮流，工人成为劳模，继而参团入党、成为中央干部都是常有的。

高淑兰就是这样升迁的。素日工作努力、踏实勤奋，得到领导和工厂党组织认可，1969年顺利入党，担任车间副连长。

1972年被提拔为车间党支部书记。

1973年，高淑兰升任二七机车厂工会副主任，同年参加了党的十大，并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，正式拥有了领导干部身份。此后仕途顺遂，不断升迁，先后出任二七机车厂党委副书记、共青团北京市委。

1975年时，高淑兰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，任中央组织部核心小组副组长。

六年的光景，高淑兰从一个普通工人，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干部，不仅因为恰逢一个疯狂时代，还有赖于康生的赏识。

“文革”中很多老干部被打倒，政府部门都陷入停摆状态，“四人帮”不遗余力地向各部门输送势力，“听话的”党政干部不够用，就从工人中选些“聪明又听话的”。

高淑兰就是康生从工厂中选出来的干部，一路栽培，将她送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组织部。

当时中央组织部是由康生一手负责的，组织部长郭玉峰就是康生从军队抽调的，作为中组部的军代表，而高淑兰则是中组部的工人代表，康生妻子曹轶欧也被安排在组织部。

郭玉峰、高淑兰、曹轶欧就是康生掌控中组部的铁三角，也是“四人帮”的骨干成员，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。

1976年10月6日，王张江姚被捕，宣告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。

可是郭玉峰仍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，高淑兰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，他们在中组部经营多年，根基深厚，“四人帮”倒了，中组部却仍掌握在他们手中。

袁任远等人联名给华国锋、叶剑英写信，要求整治中组部，皆没有回音。

尽管干部中反对声音很高，当年11月，郭玉峰、高淑兰还是当选了十一大代表，并继续当选为十一大的中委。

郭玉峰、高淑兰一伙有恃无恐，竟阻碍老干部平反，妄图阻挡拨乱反正的历史浪潮。

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，曾到中组部上访，要求落实政策，请组织给安排一份工作。

可郭玉峰、高淑兰却让中组部的人将舒同拒之门外。得知舒同在中组部招待所暂住，还命人将舒同的行李扔出了招待所，让他从哪来回哪去！

舒同的遭遇不是个例，当时北京机关中，有六千多名老干部都这样被“挂”着，被郭玉峰、高淑兰这些人污蔑为“社会糟粕”，无人敢用，全都闲置在家。

还有很多“押解”在外地的老干部，给中组部写信，要求“早日天大亮”，质问中组部高层“人生能有几个十年？非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？”可是郭玉峰、高淑兰等人对此置若罔闻。

老干部们群情激奋，贴出了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，提出质疑“揭批‘四人帮’已有十个多月了，你的这种态度，能符合华主席的号召和‘十一大’的路线吗？”

中央了解情况后，汪东兴副主席接见了这些老干部，老干部们一致认为，郭玉峰有错误，应自我检查并撤销职务；高淑兰能力不足，应退回原单位，继续当工人。

1977年12月，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，接替郭玉峰的工作；同时免去高淑兰中组部副部长职务，让她当回普通工人。

工人当上了中央领导，又被撵回了工厂，可叹造化弄人！不知高淑兰后来会如何回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